造天衣：為阮氏洋服的阮先生寫一首歌2018/6/23 — 14:14
還記得以前讀女性主義有關服裝的論述，總是將服飾、衣服比擬為一種規範，甚至乎是身體的牢房。衣服是身體的界線，女生穿裙的時候就會知道，又或者，那些男生穿極貼服的西褲，也大概感受到身體總有不能逾越的範圍。因此，我曾經是多麼的討厭西裝。這樣討厭，這樣抗拒在任何會議穿西裝，就當是一種身體的革命。

然而，那日我跟一臉祥和的老裁縫阮先生說：原來一件親手縫製的西裝，其實可以為穿上的人，帶來多麼多麼強大的力量和解放。

認識阮先生，阮邦冠，是因為工作，更多是因著緣份，而我們都相信緣份。往上追溯，今年三月左右，我、王嘉儀（音樂人）、李拾壹（音樂人）、Henry（製作人）和周曉彤（製作人）剛好成為了社企計劃《一個人一首歌》的先頭部隊，和另外九隊年青人一起，各自認識十位老人家，為他們寫一首歌。據說，這個計劃是由發起人馮穎琪和周耀輝的一段閒談開展的，大概就是討論，每個人都是可歌的，而且，不必等到喪禮的時候，而是在生的時候，就應該擁有一首代表他／她一生的歌。這首歌不一定是總結，也可以是生命中其中一個開端。

就是這樣。我們認識了阮氏洋服的老裁縫阮先生，並且決定為他這一個人，這一條生命，寫一首歌。
阮先生其實是一個活的歷史庫。他十多歲便決定學做裁縫，做過大廠，也轉到小店裡跟老師傅學習。之後，機緣巧合之下，在七八十年代，香港主權還未移交之時，他接受了一位英國軍官的邀請，就到了當時的赤柱軍營中開店，為駐港英軍做軍服。阮生告訴我，那時候他和哥哥阮邦飛坐擁一整幢西式樓房，一邊作為洋服店，每天為多件軍服縫縫補補，一天有堆積如山的軍服要補鈕扣，而另一邊也做餐飲和剪髮，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判頭。

十多二十年裡面，阮氏兄弟，兩個香港人，一直經驗著英國的殖民地文化。從學習如何縫制英式軍服、蘇格蘭裙，到應付與英國軍人、商人的對答，他們一點一滴地學，也慢慢的打開自己的眼界。還記得他笑說自己有時候也無法融入那種英國文化，譬如說他們的工作節奏，還有他們的派對習慣。「記得他們很多時都怪我工時太長，硬要我下班。可是我不做又有甚麼事做呢？而且制服還是一大堆堆在這裡。」其實阮生從小到大都被師傅、同事和軍人嫌他太勤力。然後他又笑著續說：「之後過時過節又要我們參加他們的派對。始終文化不同，我們都很怕。我們根本不能像他們玩得那麼瘋狂。」一直聽著聽著，很久遠的歷史，而及無法想像的情境，都離我這位二十多歲的「小朋友」很遠。但我總是聽著，知道阮生在說故事之外，也有更多更多的情感暗暗流露。

是啊。「小朋友」。又或者是八卦的「小朋友」。阮先生講歷史一直有滋有味，但我偏偏想問他的愛情、家庭之如此類。因此，當交談期間加入了他的兒子Alex，就禁不住想知道他們父子之間，以及和洋服之間，有沒有更多更有趣的情感。

Alex 沒有如我們所想像般繼承阮先生的手藝，反而自己隻身到了美國讀書，做社區，直到近年因為要幫阮生處理搬店的事情才回來。對於此，阮生一點也沒有介懷，甚至乎對於Alex 如此清楚自己的路向而感到驕傲。他告訴我們，他的子女沒有一個會繼承他的店，可是他老早就沒有強求，只是覺得每一件事情都會完結一時。「曾經有位朋友讓他兒子跟我學做衣，我也交了一些工具給他試，不過第二天他也全套歸還。」阮先生大笑。一切都是緣注定。

「而且，我這一生人可以給他的都只是自由。」

給兒子自由，出自阮先生很輕盈地說出的一句話，而那時候我們卻覺得這句話力量很大很大。這樣的想法可能由於他所感受過的英國文化，但更可能，是因為他知道每個人出生以後也有自己的命、自己的路，自己喜歡的一切。

其實一談到有關Alex的，阮先生也沒有如之前暢所欲言，反而尷尷尬尬，像是男人一個太怕講情。然而，他卻不自覺地，出其不意，在說話在臉上在笑聲或是小動作裡面，洩露了一絲絲對兒子的愛護和掛牽。我還深刻記得，談到Alex回來香港幫忙打理洋服店事務，阮先生禁不住哽咽說著不希望影響到Alex的前路。

對於阮氏洋服這一部分的故事、這一段情，阮生沒有說很多，不過我們幾個都感覺到很多、看到很多。因此，為阮先生寫的一首歌，我們決定寫他為Alex做西裝的這一回事。

阮先生所相信的自由，已一針一線的縫在Alex 多年的校服和西裝裡。一日我們請Alex帶來阮先生為他度身訂造的一件西裝，才發現度身訂造當中所指的身體，並不是當下不變的身體，而是會變會成長會延伸的身體。阮先生為Alex 所訂造的，可以讓他自如地伸展。外套內襯絲質花紋布、繡了Alex的名字、兩邊腰各剪了一個褶位、領口是蘇格蘭布、腋下還要是透汗的特選布料，穿著它，如果可以飛，就自如地飛。

就這樣，認識了阮先生，王嘉儀和李拾壹寫曲，我寫詞，還有Henry 和周曉彤做錄像，成了無形的、無邊界的《天衣》。我們將《天衣》送給他，和他的兒子Alex。

「你看遠了彷彿青春彷彿風光在對面／我看近了只想呼吸只想珍惜在跟前／一針與一線／掀開你所有渴想／在變」

其實，收到了王嘉儀和李拾壹的曲的時候，已經好想哭。旋律節奏的確讓我想起衣車打線，又或是一手一針一線縫上打結，而且耳朵愈聽愈開。之後，我也把心一橫，買來一本服裝製作事典，學習裁縫的語言，想寫下去，想記下阮先生的志業。現在回想，也是一場度身訂造，也算是暗中繼承了阮先生的手藝。

度身訂造，為送對方一首歌，認識一個人，學習他的語言，延伸他的情感。我希望我們也正在為阮先生縫縫補補，並不是設下邊界，而是讓他在他的故事裡面飛，坐上他的飛氈，穿上天衣飛。每個人都可以有自由地飛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可以讓他人自由地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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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一個人一首歌》：
由二零一八年年初，三十六位對音樂、文字、影像創作有興趣和才華的學員，加入Every Life Is A Song 《一個人一首歌》的第一個創作計劃，在我城中尋訪，將十個生命的故事，寫成十首歌，再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平台上發佈，為我們的城市、我們每一個人留下實實在在的紀錄，成為歷史的一部。
第一個創作計劃，是Every Life Is A Song 《一個人一首歌》和大館TAI KWUN傾力策劃。是次與大館合作的創作計劃，志在從青年人的角度，藉著他們的作品，重新發掘、展示大館的歷史價值和藝術上的多樣性。
「我們的城市不可能只有一首歌，只有一個故事，只有一種歷史。我們拒絕單一，但願更多。」馮穎琪、周耀輝
有關阮氏洋服製衣工場及教室：
有逾40年歷史的洋服店「阮氏洋服」，則由中環街市「落戶」大館，老闆阮邦冠計劃開班授徒，冀傳承手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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